种文化特性，使中华文明不断充实、丰富着自身内涵，也使中华文明在诸般艰难困苦中发展壮大。
宋元以降，中华文明虽然历经挑战，但仍然繁衍昌盛、生生不息。特别是在元、清等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天下大变局”中，中华文明不仅没有被削弱，反而焕发出新的生机、活力，在民族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中获得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北方民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当它建立不久，就在汉族地区实行以儒家文化治理“中国”的方针，通过吸收、继承中国传统的制度与精神文明，来维护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元朝定国号为“大元”，就是“取《易经》乾元之义”，“事从因革，道协天人”，以见“天下一家”之义。文献记载，元朝名儒郝经常以“今日能用士，而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也”来说服元代统治者用“中国”之“道”治理中国，这就在元代朝廷中逐渐形成了一股崇儒、重儒、推崇儒家文化之风。正是在这些儒家士人影响下，元朝统治者以儒学作为治理天下的指导思想，使其“制度礼乐一出儒术”。清人入关后，就以中华“正统”和华夏文化的继承者自居。例如，顺治元年（1644）十月，即宣布恢复孔子“至圣先师”位号，修饰京师文庙，表示尊崇中华传统文化。康熙二十三年（1684），康熙亲至曲阜祭孔，并命扩建孔林，命孔子嫡后孔尚任在诗礼堂为之进讲经书。及至雍正，亦以尊崇中华传统为己任，“所承之统，尧舜以来中外一家之统也”。康熙御制《日讲四书解义》，撰其《序》曰：“朕惟天生圣贤，作君作师，万世道统之传，即万世治统之所系也。”
这些少数民族政权以中国“正统”自相标榜的目的，既有草原游牧民族对中华先进文化的崇仰；又有通过加入“中国”王朝序列，来显示其政权的天然合法性，以治理汉族居住的广大区域。这归根结底是由于深植于士人、民众心中强烈的、时隐时现的华夏民族的深层价值理念导致的。但蒙、满政权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既扩大了中华文化对周边民族、文化的影响力，也使中华文明蕴含的深沉价值形态及所潜隐的巨大精神力量不断延续、发展。因此，尽管这些少数民族政权仍然保留着自己的诸多民族特色，但是在对中华礼乐文化的接续上却作出了重要贡献。正是这种中华民族精神与价值理念，使中华文明具有持续不断的生命力。
历史大变局中的中华文明连续性
鸦片战争爆发后，中华传统文化面临着严峻的考验。这种历史境遇既使“救亡图存”成为当时最重要的时代主题，亦导致人们对民族、国家命运的思考。在这方面，有要求仿效西方、发展工商、富国强兵的早期维新派人物王韬、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等人；亦有要求学习西方先进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进行变法维新的康有为、黄遵宪、严复等人。在这一纷繁复杂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文明的继承、发展亦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事实上，当时的一些思想家、革命者，大都主张在吸取西方先进文化的同时，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中华文明的创新性发展。
近代思想史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当时的诸多爱国志士和知识分子，在国家、民族、文化这些主题上，几乎都将国家的主权、独立、振兴和富强当作民族复兴的基本保障，将倡扬民族精神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看作民族复兴与国家富强的中心问题。这种思潮汹涌澎湃，既鼓舞了大多数民众的爱国热情，同时又使新的文化价值观念发展起来，由此使中华文明特性在扬弃中不断持续发展。正是这种深层价值理念，使中华文明历久弥新，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焕发出生机活力。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