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辩证法。从整体论宇宙观出发，中国古人形成了许多朴素的辩证观点。比如，“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强调的是万物的普遍联系性；“变化者，乃天地之自然”，强调的是客观世界的运动性；“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强调的是矛盾的转化和对立统一；等等。
基于这种辩证认识，中国古代思想方法反对形而上学，提倡全面地、联系地、发展地看问题。盲人摸象、郑人买履、坐井观天、削足适履、画蛇添足等许多典故，都体现出古人对形而上学的摒弃。
系统观念是新时代具有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系统谋划、统筹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
从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到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从构建新发展格局到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从统筹发展和安全到坚持底线思维、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到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从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到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一系列重大理念和决策部署都体现出鲜明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强调把握好全局和局部、当前和长远、宏观和微观、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特殊和一般的关系，从系统观念出发全面协调推动各领域工作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这些都体现着中国哲学的系统思维、辩证思维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的有机融合，为我们把握各方面情况、做好各方面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
党的二十大以“六个必须坚持”总结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必须坚持系统观念是其中的重要内容。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应把坚持系统观念的要求同中国古代思想方法中的系统论、整体论有机结合起来，加强对各领域发展的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坚持发展地而不是静止地、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系统地而不是零散地、普遍联系地而不是单一孤立地观察事物，妥善处理各种重大关系。坚持用全面、辩证、长远的眼光看问题，努力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有效应对各种复杂矛盾与问题，牢牢掌握发展主动。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更好统筹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解决好影响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突出问题。正确处理好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战略与策略、守正与创新、效率与公平、活力与秩序、自立自强与对外开放等一系列重大关系，使改革发展各项举措相互配合、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正确把握知行合一
中国传统文化倡导学用一体，经世致用。格物究理的目的，归根到底也是为了以行求知、以知促行。应把中国古代思想方法中的这种知行关系同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统一起来，不断提高干事创业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知行并重是中国古代思想方法的重要特点。知行关系是中国哲学的重要命题。《尚书》的“非知之艰，行之惟艰”，《礼记·中庸》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墨子》的“士虽有学，而行为本焉”，《荀子》的“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都体现了知行并重的思想。
宋代朱熹主张知为先、行为重，认为“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行之愈笃，则知之益明”。明代王阳明主张“知行合一”，认为“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他们对知行关系的具体认识虽不相同，但都强调了知行并重、躬行实践的重大意义。
以知促行是中国古代思想方法的最终目的。格物究理的目的绝不是单纯的哲学思辨，而是要把思想理念运用于外在实践之中。《礼记·大学》所说的“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