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申乔人甚敬慎，委以钱粮，断无苟且”而授以浙江布政使。这种选任方式，不但表明君主对藩司的重视，也反映出封建君主至高无上的权威。当然，君主特旨简放的布政使为数不多。布政使选拔的第二个途径是廷臣会推保举。如雍正元年，胤祯上谕内阁：“湖北布政使员缺，朕熟思数日，不得其人，著大学士、尚书、都御史、侍郎、副都御史等各保一人，密折封奏”。七年又救“内外大臣荐举可胜督抚藩臬者各一人”。田文镜就曾奉旨推荐“才守兼优，堪任藩司之职者”。当然，这种推荐并非都能得贤者，荐举者误听误信甚至故意徇私推荐的情况即使在清廷推行“得人者赏，误举者连坐”的诛连之法时也时有发生，其实，不论荐举属实与否，任用权仍操之于君主。布政使选任的第三个途径，也是最主要的途径，是由吏部开列具题，请旨定夺。布政使之职缺出，既无奉旨特简，又无廷臣推荐时，则由吏部将可任人员开列名单，随题本奏君主，由君主在名单上选定一人授职，此即“外官督抚藩臬以开列”，即使是候补布政使，也令“人文到部，遇到员缺，与应升人员一并开列具题”，而且“列名在应升官之前”。至于有资格开列者，按清之官制，除候补官员外，各省布政使，由各省按察使升任”。但这并不意味着藩司一旦缺出，则例由该省或他省臬台升任。清政府对此规定了严格的计俸限制，即按察使须阅俸二年（道光二十二年定阅体三年）始准升用，若其任内有未完参处罚体事故或有参罚案件等，则不准开列具题。当然，这都是定例而已，在实际任官中，除了前述奉旨特简、廷臣会推不受此限外，按察使若被举为卓异或有其他特殊成绩，也可能不满俸而开列具题。如于成龙于康熙十七年六月任福建按察使，“执法决狱不徇情面，……吏畏民怀，为闽省廉能第一”，次年九月即被玄烨“允称卓异”，迁闽省布政使；毕沅则因贩灾有功，任臬台不及一年就被提升为布政使。[3]


考核
清政府对布政使的考核，较之前代要严密深入一些。主要有三种方式：君主亲自过问，监察机构的考察及例行评审。君主亲自过问的方法较多。如布政使离京赴任时，要“陛辞”，“恭听圣训”，君主亲自面授机宜，谆谆告诫，秘密指示；布政使抵任后三年，要请旨“陛见”，“以明述职之意”。便于君主随时查看、督促，以备简用；君主还可随时召见布政使以了解情况，乾隆就曾谕：“各省藩臬两司……陆续来京引见”；除面谈外，君主也从侧面了解布政使，如玄烨曾向大学士、学士、九卿、詹事等了解布政使牟钦元的居官情况；君主更是通过奏折（包括布政使自呈奏折与督抚等奏折）来了解藩司。君主借助多种渠道，亲自过问各布政使的操守，无疑有利于监督布政使的政务，简用人才。至于监察机构的考察，同样不少，如“监察御史掌纠察内外百司之官”，布政使当然属其考察之列。布政使既为督抚属官，督抚也有考核布政使之权，如弘历曾说：“夫用人之柄，操之于朕；而察吏之责，则不得不委之督抚”同时，布政使还受其下属官吏的监督，如按察使、布政使衙门内的照磨等。君主有时也特派钦差大臣检查藩台工作，如弘历就曾于乾隆五十六年“令侍郎庆成带同伊壮图前往山西、直隶、山东、江苏”四省盘查司库。而例行评审，则是按规定时间对布政使的政绩进行的考核。按清制，内外百官“在外则为太计，在内则为京察”，“以昭黜陟而亦劝惩”（清廷曾一度暂时行考满之法）。每逢大计，“直省文武职则督抚提镇主之”，布政使的政绩也就由督抚作出评估，考语“用才、守、政、年四格，才则或长或平或短，守则或清或平或浊，政则或勤或平或怠，年则或青或中或老。其考试务按人指事，应去应留，明白直书，不得辅叙繁文，徇情毁誉”。然后，督抚将考语一式三份，咨达部院衙门，详核去留。[3]


升转
按清制，布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