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年轻人的目标。

对于尚未迈入婚姻殿堂的大学生群体，探究其生育意愿及生育观有意义吗？

李婷的答案是肯定的。“我们专门问了两个问题，一个叫理想子女数，一个是意愿子女数。”前者是问“你理想中想生几个孩子”，后者则是问“如果最后要生孩子，你打算生几个”。

研究者认为，这两个数字间的差值，代表着大学生对生育阻碍的一种感知。而实际结果显示，大学生的平均理想子女数是1.85个，与其他调查中育龄期家庭的平均理想子女数结果相近，即1.8至1.9左右。而平均意愿子女数下降到了1.36个。

“它还是有非常大的gap（差距），这个gap在于什么？就是未实现的生育意愿，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生育的阻碍。”李婷说，“我觉得政策的发力点就是可以尽量地去弥补中间的这种gap。”

“还有一个很好玩的现象。”课题组发现所有大学生的理想女儿数都超过了理想儿子数，李婷讲道，“我们长期在研究中国的一个文化，就是在讲生儿子偏好。但是这一代大学生有强烈的女儿偏好，包括农村的，包括家庭背景不算特别好的。”

对于生育的阻力，女性的感知比男性要强烈。

男大学生感知的最大阻力在于结婚成本，“可以理解为男生（觉得）需要买房或者支付彩礼才能结婚”。而超过50%的女大学生对“生育风险”有一定的担忧，这个比例超过了研究者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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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儿津贴的促进效应不显著

研究者还试图探究，什么样的政策能够提高大学生的结婚、生育意愿。结果显示，不同背景的群体有差异化的政策需求。大学生赞同率最高的是以下5条：降低买房成本、生育成本、医疗成本、托育成本与减少就业歧视。

王东晖的生育情境实验同样显示，大学生们认为家庭经济水平、育儿支持、托育服务、住房补贴措施，均可促进生育。

“但是我们也发现坏消息，育儿津贴对生育的促进效应不显著，对男女差不多都是一样的。”王东晖说，情境设定中包含每孩每年500元、1000元、2000元或5000元的育儿津贴，“我们的初步解读是，可能（我们设计的）育儿津贴数额较低，没有达到当代大学生对于生育成本弥补的期望。”他希望，这一结论能对未来政策制定过程中，0~3岁的育儿津贴有一些启发。

问卷结果同样体现出这一点：赞同经济刺激能促进生育的人较少，只有5%至6%。李婷解释，“也就是说光用生一个孩子奖多少钱（的方式），其实大学生没有那么在乎。

“基本上就是降成本，保障女性就业。”李婷指出，总体而言，婚育成本及家庭工作平衡是影响大学生们走入婚姻殿堂的突出考量。

这两项需求同样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男性强烈需求降成本，因为男性可能就是家庭很多成本的直接承担者；但女性强烈要求工作支持，女性对自我发展的需求其实超过了她对降成本的一种渴求。”李婷分析。

“我查了一下数据，我们现在在校的大学生，大本、大专、研究生和博士生都是女性多于男性。即便是这样，女性依旧是家务劳动、培养孩子以及照顾老人的主力军。”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原新在会上指出，“这种公领域和私领域的背道而驰，可能使我们女性感受到的压力更加大。”